2023年11月起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在苏州市域范围内有序铺开。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，“四普”的工作将持续至2026年6月，普查范围涵盖苏州境内地上、地下、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，需要文保人员对已认定、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，同时调查、认定、登记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。
一声令下，苏州的文保人行动起来，无人机出动，RTK地理信息定位仪在手，上山下水、掘地三尺，只为盘一盘“家里的宝贝”。
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的优等生底气
“苏州在文物普查领域，一直是比较先进、走在前列的。”苏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印铭告诉记者。1987年至今，他和苏州形形色色的文物打了30多年交道，是“三普”工作的中坚力量，如今正忙活着“四普”的一应事务。
印铭是“三普”工作的中坚力量
忙碌，但有条不紊。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前期准备工作，“四普”已经平顺进入到以县域为单位实地调查的第二阶段。这一阶段，将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至2025年5月。“三普”数据显示，苏州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多达3801处，星罗棋布于8657.32平方公里之内——这就意味着，“四普”的实地文物调查工作，真的需要“踏破铁鞋”。但印铭显得从容不迫、成竹在胸，原因在于，苏州就是有那种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的优等生底气。
凡事预则立。早在2011年，市文保所就有意识地成立了一支文保志愿者团队。在文保所专业人员的组织和带领下，这支团队完成了“三普”后的首次复查工作。十余年间，团队的志愿者在日复一日的专业技能培训、实地文物巡查中被“武装”起来，成为苏州文保事业的补充力量。“也就是说，在‘四普’到来之前，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就准备好了。”印铭说，“团队的志愿者约有40人，其中有硕士学历的占到了三分之一，我们定期给他们做培训，也让他们参与到日常的巡查工作中，去做记录、拍摄、测绘、居民采访、GPS定位等工作，慢慢地，他们就具备了参与‘四普’工作所需要的技能。”
十余年一次的文物普查，于苏州文保人而言，是摸清家底、细数家珍的重任在肩，同时也是机遇和试炼。“我对参与普查的年轻人说，这种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对苏州文物大普查的机会十来年才有一次，要抓住机会，尽可能地在现场多采集数据，比如国家要求拍7张相关照片的，你可以拍27张甚至是37张，把文物的更多细节串联起来，形成自己的资料库。你的资料库越完备，将来遇到具体的问题，就越是能够迅速地调取资料作比对，最后得出正确结论的概率也就越高。”印铭说。
在艰难的“三普”中找到了成功路径
比起十余年前的“三普”，“四普”的采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。无人机、RTK地理信息定位仪等“黑科技”的加持，令文保人事半功倍。
普查不可移动文物时，RTK地理信息定位仪只要一亮相，就能把文物的精确坐标牢牢掌握；无人机只要兜几个圈子，就能把文物的平面俯瞰图搞定。“哪像当年‘三普’的时候，为了测量相关数据，我们要背着一麻袋竹签子爬到高处，从高处把竹签子往地里砸，然后再根据竹签子砸出来的点位测量数据，最后得到的数据还不那么精确。”印铭回忆道。
“三普”开始的2007年，印铭先是去国家文物局接受了相关培训，之后又协助制定了江苏省的文物普查技术标准。结束这些工作，他带着市文保所的几个老同志前往吴中区做试点工作，驻扎在西山100多天。
“三普”新发现的穹窿山摩崖题刻市文广旅局供图
与此同时，现任吴中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文物科科长的王瑾，和同事被分配到另一个小组，在吴中区的其他点位驻扎。彼时的王瑾刚参加工作不久，跟着老同志们漫山遍野地跑，遇着39℃以上的高温天也不停歇。“那段时间蛮艰苦的，每天一早穿着长袖长裤、戴着顶大草帽出门，在东西山的老房子里钻进钻出，生怕漏掉一处文物点位。老房子里蚊虫多得吓人，所以虽然天热，也必须穿长袖长裤。”王瑾说。
初出茅庐的王瑾把“三普”工作形容为“地毯式搜索”，“因为‘一普’‘二普’的规模不像‘三普’那么大，判定文物的标准也和‘三普’不大一样，所以‘三普’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同志就把活儿干得特别认真细致，不想漏掉可能的文物点位。很多老同志在文保条线几乎干了一辈子，眼光很毒，而且实地普查的时候，大家只要看到有些年份的房子都要进去看一看、辨一辨，所以很难遗漏掉文物点。”
王瑾受访者供图
苏州的“三普”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。到2008年11月，苏州所辖五市七区已全部完成“三普”的野外实地调查工作，现场踏查率行政村达100%，自然村达98%，比省政府的预定进度快了一个月。新发现的文物点中，既有传统的古遗址、古墓葬、古建筑、石刻等，也有1900年设立的大运河水位观测站，有乡土建筑、工业遗产，有江抗活动旧址，还有解放初期兴修的水闸、居民新村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粮仓等20世纪的文化遗产。
在“三普”的实践中，苏州文保人探索出了成功的路径。到了“四普”，则更能轻松应对。“大家都是熟手了，能够对任务作出清晰的分解，对可能面临的难点作出准确的预判，一旦出现问题，随时都能做出应急方案。”印铭说。
实实在在地为后来者做点好事
先摸清家底，再把它们保护好、传承好——文物普查、文化保护的意义不言自明。
从“三普”到“四普”、干了近20年文保工作的王瑾说，这一行干久了，人好像也会变得“迷信”起来，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，不说为中华大地上的文化遗产保护做了多大贡献吧，至少感觉自己在为子孙后代“积福”。
她是揣着一颗热爱之心入的行，她的前辈印铭也是。印铭说：“我觉得这个活儿，干着挺有意思的。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召唤吧，一个人能够一直从事一个跟自己兴趣点吻合的工作，是需要缘分的。这个事情，你不能用收入多少去衡量，而在于你能去做自己喜欢的行当，能被它充实起你的人生。”
最早的时候，印铭参与过古城区大大小小的街坊改造，包括金阊街道的16号街坊、平江街道的10号街坊和双塔街道的37号街坊等。这些街坊犹如古城区里一段段流动的“活历史”，怎么规划、怎么保护、怎么修缮，都曾让印铭煞费苦心。“虽然当时很忙很累，但说实在的，现在我走到这些街坊里，看到某样文物，想起是当年我跟谁吵了架保下来的，就会觉得还挺自豪。”印铭说，苏州现在还能成片区地保留这么多的历史文化街区，离不开每一个尽职尽责的文保人，“我们做事情，是实实在在的。”
这一次的“四普”工作，印铭除了要培训志愿者，还负责各板块上报材料的审核。“等天气再凉快一点，各个板块的工作就要加速推进了。前期的工作都做足了，就像厨房烧菜一样，原材料、配料都齐了，火旺了，接下来就是怎么炒的事情。还是那句话，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。”他说。
诚然如此。王瑾这一边，吴中区的“四普”工作尽管繁琐，但也穿插在文保人的各项日常事务之中，被稳妥而有序地推进。他们甚至已经“多想了一步”——摸清家底之后，要怎样把苏州的这些宝贝被更多人所知晓甚至喜爱？
“我们希望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去阐释这些文物。比如，吴中区的紫金庵、宝山寺目前正在修缮之中，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修复完成，我们就希望能找到好的方式去让大朋友、小朋友去了解这些不可移动文物的结构，知道它们是怎样被修建的，后续可能会推出一些讲座或者是视频课程。”王瑾说。
印铭也谈到，文旅融合如今在国内十分火热，在“文博热”的东风里，苏州的文物似乎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目光，“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文旅融合的发展趋势做更好的预判，更了解年轻群体的兴趣点，尝试去引领这部分的群体更关注文物和文物保护真正的内涵。”
